大公国际: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创新引领我国未来发展之路
---二十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专题解读系列报告
|刘金贺| 技术研究部(研究院)| liujinhe@dagongcredit.com
2024年7月19日
刚刚结束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传递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即我们要走中国式现代化的复兴之路。在会议结束发表的公报中 “中国式现代化”一词出现了20次以上,突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在本次会议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浓缩了我国经济、科技、社会、环境和民生等领域的发展方向,是对当代国际主流现代化理论的颠覆和创新,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是国际全球化转向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大背景下我国做出的重要抉择。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实践不仅为我国探索出一条可行的现代化道路,而且也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发展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同现有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几个鲜明的特质,突显出我国现代化路径的中国元素,具体包括:(1)突破传统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窠臼,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发展的相关理论;(2)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因赋予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以更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文关怀要素而变得更加丰满;(3)在实践路径上开辟了一条以独立自主为主线、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支撑、以民众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发展模式。
一、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是对国际上现存现代化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创新。
关于现代化的主流观点,来自最早发展现代工业社会并踏上工业化之路的西方国家。广义概念上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并逐步成为后发国家发展的样板,以至于很长一段时期内“西化”或“欧化”成了“现代化”的代名词。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提出与实践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不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路径的有效探索,同时它也向世界表明,现代化的实现的模式并不是唯一的,它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发展范式。
国际上现代化理论的主流定义方法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展开,其依据在于,尽管不同国家由于历史的演进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制度,但技术和经济领域的高水平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依照这一定义,十九世纪中叶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被认为是人类社会迈入现代化的里程碑事件,并依照以后的技术革命形成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划分现代化不同时期的节点。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必然影响到各国社会、环境、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变革,因此现代化的外延也逐步从科技和经济的现代化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按照目前较广泛的共识,现代化则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方面的转变。可以说,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发展理论的充实与实践。马克思晚年时在研究东方社会结构、发展道路和规律时,得出了东方社会可以实现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结论,曾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卡夫丁峡谷(Caudine Valley)”理论,认为资本主义阶段并不一定成为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间接说明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并不是唯一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这为后发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是对马克思现代化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将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不同于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化实现的范式。
二、中国式现代化涵盖了更广泛的社会可持续发展要素,比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在我国的不同发展时期,现代化理念也呈现其各自的时代特点,其内涵的演进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有机关联。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理念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中国自身的特色在理念中有所强化。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涉及了经济、环境、社会和国际的各个层面,集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我国发展规划和政策之大成。
在经济领域,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以我为主的发展理念;在环境层面,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社会层面,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要达成的目标,给传统上生硬的现代化概念赋予更多温情的人文色彩;在国际层面,则集中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构想上,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包容性和全球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可行的发展路径。
三、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实践的精髓在于依托独立自主,避免食洋不化。
(一)依托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要求。当前世界格局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数十年全球化进程结束后的回潮。无论是西方发达经济体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全球南方国家,在经历了过去2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后,开始反思全球化过程中各自的得失。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各国资本、技术、资源和劳动力等要素比较优势的驱动下,经济增长取得明显的进展,但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均面临着本国财富分配失衡进一步加剧的困境。从西方国家的角度看,过去资本驱动下的产业转移加剧了国内制造业等产业的空心化的同时也拉大了国内贫富分化的程度,因此也面临着国内愈来愈多民粹主义兴起的压力,同时地缘政治变化迫使其重新审视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产业和资本回流的趋势明显,同时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并逐步向经济合作区域化的模式转变。在这一趋势下,我国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依托独立自主来实现,以往通过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来实现后进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现实情况。
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孤立地关起门来自己搞,融入全球市场仍旧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从支撑全球现代化的几次工业革命的演变轨迹看,新的产业革命愈来愈依托全球各国的协同。以芯片技术的发展为例,就是全球产业和创新合作的结果:芯片设计在美国,设备制造在荷兰,芯片制造在亚洲,缺少任何一个环节就生产不出先进的芯片,事实上单纯依靠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自身都无法实现。回溯历史,目前我国科技和产业的发展也很大程度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WTO后融入全球市场的结果。自力更生固然重要,但只依靠自力更生而切断同国际市场的联系则并非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开放融合是独立自主的有效补充,前者不能喧宾夺主,在实践“拿来主义”的同时也要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倡的即要避免“食洋不化”。
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是对传统“比较优势”发展模式的颠覆。
世界范围内现代化有没有固定的模式和路径?是不是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的以几轮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是唯一的模式?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基础支撑,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现阶段我国对传统“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发展模式的颠覆。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开辟独立自主的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一)传统的全球化产业分工模式矛盾日益突出,中国自身发展模式转变的紧迫性增大。中国式现代化是全球化后期我国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具体体现在发展的内涵由传统的注重增长向未来的注重发展转变。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通过推行同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从经济增长的层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作为人口众多但资源相对不足的大型经济体,中国长期以来所推行深度全球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一方面是长期以来的持续顺差导致我国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失衡,成为中美、中欧等经济体之间贸易问题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也不是免费的午餐。长期以来,WTO机制下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的重点放在对经济增长上而对成员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却缺乏足够的关注。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往往给后发国家带来的是缺乏质量的“增长”而非有质量的“发展”,增长同发展的脱节,也往往成为世界上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之一。从我国的经济现状来看,虽然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但很多产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不少产业的关键环节存在着受制于外部市场的“卡脖子”问题。当前,如果继续依托自身传统的“比较优势”走外向型依附发展的路子,则不可避免地会延缓我国自身产业价值链升级的步伐,从而加剧堕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我国走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也是必然的选择。
(二)传统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模式难以实现产业现代化的跨越。近来国内一个比较流行的学说是发展的“比较优势”学说,其主要思想是我国应该发挥自己在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进国家的发展结果看,完全运用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是十分少见的,且大多数国家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究其原因,固然有社会制度、国家治理、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因素,但一个重要的共同因素是这些国家未能实现产业链的创新和升级,从而一直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徘徊。从全球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并不是完全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而是在发展本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同时,注重产业链的创新升级并同时致力于一些中高端产业的发展。
此外,从地缘政治竞争的因素分析,在关键领域的技术和产品,也往往难以通过产业“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来实现。事实上,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很多产业发展选择与否,不是取决于基础条件和比较优势或劣势,而是取决于战略需要。具体来说,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在很多现代科技领域如航空、通讯、芯片等领域显然没有比较优势,但从近年来国际市场的格局来看,依靠比较优势理论显然并不能获得西方在技术和产业上的互补,发达国家也鲜有按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出口高技术到中国,反而近年来对高技术输入中国设置重重障碍的现象屡见不鲜。综上,地缘政治格局和我国自身战略需要决定了产业发展导向不能依靠以往的产业比较优势,而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标志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是我国未来发展路径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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